童大焕中国日记

领导想抓你 你就有罪/跟政府抗争是人民的权利

童大焕

四川达州通川区一位企业家马昌华告赢区政府后，却被以“涉嫌诈骗罪”为名被捕，被羁押9个月之后，被通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被拘捕时的罪名不一样，这次的罪名是妨害作证罪。1998年年初，马昌华的公司，与达县二建对一工程进行联合施工，并垫支了大部分建设资金。1998年年底，双方补签了一个《联合施工合同》，把落款时间提前至1997年1月18日。正是这份《联合施工合同》，后来成为通川区人民法院给马昌华判刑的重要依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21日）

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先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再签合同，在任何社会都司空见惯，也都是公民和法人的权利自由，双方自愿，他人不得干涉。可是这样一种不管哪朝哪代不论中国外国都再正常不过的做法，到了马昌华身上却成了妨害作证罪。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得罪了地方政府。

在目前中国社会行政权力一枝独大的体制背景下，只要政府想抓你，你就有罪。因为人大、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庸、陪衬和帮手。比如在此案中，通川区委、区政府曾召开常委会，并成立“专案组”（一说为“应诉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位区委副书记任组长，成员包括区人大副主任贾玲、区法制局张蓉和一位副区长等人，涉及部门还包括公、检、法。

这无疑是一个宣示和警告，宣示法治的失败和人治的胜利，警告某一地土围子下的后来者要向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子民学习：冤死不告官员，屈死不告政府。更不要随意去指点、批评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比如因一条短信被刑拘、被批捕的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早就出狱了，还获得了“国家赔偿”。但他患了“短信恐惧症”，明白了“短信几个月过后都提得出来”的道理，听到短信就紧张；他感谢媒体，又“努力回避媒体”，还要“感谢公安局，感谢检察院”，有人问他是不是要追究精神损失和家庭损失补偿，他坚决说不；“他对所有可能带入他‘敏感区域’的话头都警觉，都用简单的否定句去拦截”；他说“他觉得他编的短信对领导不够礼貌，但领导（应该）有更好的处置方式”“如果领导心胸够开阔，把我叫去教育一顿，问我对他有什么意见，他有什么做得不好，这样我会很感动。再狭隘一点，把我调到最偏僻的乡去，我也没什么可说，可是，他们采取了这种办法……但是，他们可以狭隘，我不狭隘……”秦中飞经过被“专政”，深切体会到自己“很不成熟”，他说他不是胆小怕事，“我还要在那里生活，我还有家在彭水。我真正想的是，平安是福”。

时间已进入21世纪，进入现代后现代，但我们一些官员脑袋似乎还停留在古代中古代。他们手中的文凭，哪个不是博士硕士？哪个未曾考察英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内容中，没有“自由平等”和“公民权利”这样的人类文明核心内容；而是现行体制和手中的权力逻辑自然会告诉他们：权力就是一切，权力就是真理，不容置疑，不容冒犯，不容挑战；权力越大，越英明正确勇武，官大学问大。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和疯狂，因此，一切胆敢“冒犯”官员和政府的人，都会被以“法律”的名义严正警告，即使不判你入狱，旷日持久的羁押、调查和官司也要让你心胆俱裂，或者拖得你事业中断甚至倾家荡产，至少搞得你亲朋好友鸡犬不宁心神不定丧失起码的安全感。

想起最近，国民党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接受港报记者采访展望两岸前景，其中有一段关于民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话，令人印象深刻：“民主制度要服从多数，但也要尊重少数，更要容忍歧见。这个在中国社会里面有时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学会。因为在我们传统社会里，什么事情只要同政府抗争就是造反。首先要将这一观点改变过来，跟政府抗争是人民的权利，不要把它看成是造反。”（2006年11月17日《新快报》）

显然，“跟政府抗争是人民的权利”，这样的观念转变，不能依赖官员的头脑自觉，而要由“屁股决定脑袋”。要用实质性的民主程序告诉他们：你的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同时，要随时随地，用法治来管制权力。法治的根本要义，就是用法律将政府权力这只猛兽关进笼子里，而不是让政府和官员随心所欲地用法律来治民。是“一切来自法的统治”，而不是“一切用法来统治”，后者，总有人逍遥于法外！而要“一切来自法的统治”，至少，要先让立法和司法独立于政府之外。立法不能塞私货，司法则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一视同仁人人平等！那么，首先让各地方法院与现有的行政区划割离开来，成立大区法院，以免让法院的人财物都逃不出地方政府的掌心而沦为“地方的法院”，如何？

2006-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