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难保 中国会出大问题
童大焕
中国的个体工商户从1978年起步,到1999年左右到达高峰,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
对于这个现象,有两种基本解释,一是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解释,他认为个体工商户的衰落很大程度上缘于创业环境不理想:登记审批制度繁琐;融资难成为“瓶颈”;1/3的税,2/3的费,创业“油水”几被榨干;城市现代化与创业之争,片面的城市建设让创业者无处创业。
最近冒出另一种并不新鲜的解释。经济学博士胡添翼在其《个体户减少的另类解读》一文(《新京报》2006年12月21日)中认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到后来的市场竞争,微利朝代的到来最终促成个体经营户的减少;早期的个体经营户完成资本积累之后,向私营企业转型。理由是国家工商局统计数字表明,2005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430万户,从业人员4681万人,比1999年分别增加282万户和2781万人。
但我认为这样的“另类解读”明显不符合事实。个体户和私营经济并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关系。乡村经济的迅速衰败已经把中国的许多大小城市变成一座座孤岛,贫困的农民象潮水般涌入城市,他们除了打工就是通过个体经济维持一种简单的生存型创业;个体工商户中固然有一部分幸运者可以顺利向私营中小企业转型,但绝大部分仍然必须在个体经济的道路上艰难谋生;少数幸运者向更高的创业层次迈进,更多的人应该迅速加入个体工商户的行列。因此,在中国迅猛到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应然状态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都不断递增。另一方面,有一些行业天生就应该是个体工商户的天堂,比如人力三轮车、摩的、出租车等。但在一些行业,权力垄断利益超越了民生困境,把出租车中的个体工商户一把“消灭”;在一些地方,官员的面子和专横武断的思维把人力三轮车、摩的、流动摊贩统统赶出了城市!
事实上,我国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未必比个体工商户好,在国有企业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和政府重重管制和寻租“三座大山”压迫之下,国家工商总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
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街头小商贩的崛起,那时全国各地都大张旗鼓地鼓励小商贩。当年我所在市的市委书记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会议上,甚至鼓励县长书记周末亲自上街去摆摊,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两个摊点,而是要起那么一种示范表率作用。但是1998年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城管”,清理整顿各种街头摊贩。而其效应,1999年开始显现。这才是个体工商户迅速减少的根源!
只顾城市面子和车轮而不顾民生的大量政策出台,往往使个体工商户遭遇全行业的灭顶之灾。比如从2007年1月起,广州市全面禁止摩托车上路,50万辆摩托车从广州消失,将直接导致十万靠摩托车拉客谋生的人失业,此外还有大量摩托车修理人员、摩托车配件供应从业人员的失业。按广州人口一千万左右计,假定其中一半左右是适龄劳动人口,十万人的失业意味着一声令下实际失业率陡增2%!
因此,个体户的衰落并不像胡添翼博士所说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与内在要求一脉相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和技术变迁绩效”。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正在背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草根创业”精神,正在使民生和社会治安陷入危险境地。中央党校“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判断情况,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12月18日《北京日报》)与此相适应的是,浙江警方近日发出年前发案高峰提前降临的警报。据浙江警方介绍,年前发案高峰,早年一般在春节前半个月时出现,后来提前至一个月,一个半月,今年则提前为两个月。今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关键路口,大量社会矛盾向城市转移、在城市显现,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绕不过去的坎。唯有高举“民生第一”的旗帜,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地下经济,才能求得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才能求得城市的安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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