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1月5日的消息说，近年来，人民的生活成本显著上升，为此，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调查。3698名参与者中，有97.0％的人认为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有同样比例的人期待能将其调高。

1981年我国开始征收个税，起征点是800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随着个税起征点太低的呼声愈演愈烈，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在2005年8月23日开始首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不久，个税起征点被象征性地提高到1600元。笔者当时就撰文《个税起征点不应低于月收入一万元！》提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应当不低于一万元月收入，而且还必须根据通货膨胀率逐年或者每两三年调高一次。个人所得税法应该着眼于保障公民权利而不应该着眼于保障税收收入。财政少那么一点点钱根本无关痛痒，而普通市井百姓多那么一点点却直接关系到其基本的生活、健康、养老、儿女的教育和前程。”

今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教授王一江先生也公开提出，目前以月收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过低，把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归为高收入人群也不太合适，年收入12万元只是中产的起点。

笔者曾根据北京的房价水平算过一笔账，如果要想在四环附近供一套90平米左右的住房，一个家庭税后净收入没有20多万元几乎维持不下去。“3个月收入才够我在郊区买一平方米房子，可每个月光个税就得缴好几百块。”10月26日，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赵先生，向记者表达了对“个税起征点定为1600元”的不满——当天，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消息，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五环路以内商品住宅期房均价已涨至13754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中产阶层的壮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是，国内的中产正面临着要么成为富人要么迅速向下滑落的困境。近年来，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中等收入者的被剥夺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医疗、教育价格特别是房价的迅速攀升，使人有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的危机感和压迫感。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并且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要实现这个目标，首要的一条就要从调节国民收入比和个税开始。

首先，要改变国家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高、国民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的现象，实现“藏富于民”、“富民强国”，而不是“富国寡民”。一个公认的情形是：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幅；而同期我国国民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加上农民收入，也仅占22%左右，远低于一些市场经济较为成熟国家60％左右的水平。

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格局，就应该从加薪减税开始。加薪的工作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减税尤其是减免个税却立竿见影，直接“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而且，这部分税收在国家庞大的税收摊子中微不足道。

其次，现行个税政策没有达到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反而起着“劫贫济富”的反作用。其一是税收没有最终运用到贫困阶层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劳动保障等方面，而是大部分被官僚阶层“自我消化”掉了。例如，在教育投入连年不达标，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支出捉襟见肘的背景下，《经济观察报》最近的文章指出，中央各大部委每年都存在预算执行缓慢、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说就是钱太多了花不完！其二是在个税摄取过程中，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富人倒可以轻而易举地避税，因为富人阶层的一切个人和家庭开支都可以打入企业成本，而且可以不给自己开工资或者只象征性地开很低的工资！

现行个税政策是明显地有悖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劫贫济富的政策；而且该税法的出台本身，也没有经过民众充分的民主讨论。现在，97.0％的被调查者否定了它的正义性，如果把调查的对象再扩大，我相信反对它的人同样会占大多数。一个缺乏正义程序和正义效果的政策，是到了该废止或大幅度修改的时候了。

那么，个税起征点多少才合适？从历史的纵向比较，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到现在，起征点已调高到1600元，而据国家统计局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1600元起征点已经将几乎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若按1981年标准，起征点应为月收入25000元左右。若按现有的房价负担来算，以北京为例，若想在北京五环内供一套90平米住房，其20年月供至少也在7000元以上，加上抚养儿女、赡养父母、自己进修等费用，扣除三险一金，其年净收入应在20万元以上，这里不包括小资情调和吃穿名牌。这样算，个税起征点应在2万元以上为宜，而且不要搞什么梯级累进税制，直接按一定比例征收。

童大焕

改革开放30年的万千气象和巨大成就可以用如椽巨笔去书写，但根源无非是两大自由：一是财产的自由，使人们掌握的财富变成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易的资本；二是人们的择业自由，使人们可以摆脱身份和地域限制这一“上帝安排”，在全国范围内自主个人命运，追求利益和个人价值最大化。

与之相伴的，便是对财产自由权利和流动自由权利保护（户籍改革）的迫切需求。但中国的户籍改革远远滞后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远远滞后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农民进城运动”（始称“盲流”）。1992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户籍改革，但直到1998年底国务院有条件放开小城镇入户限制，才标志着户籍改革开始艰难启动。当年7月22日，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重点解决的问题中指出：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对两地分居的夫妻，适当放宽其户口迁移的条件；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可准许其在该城市落户。但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还是以投资落户为主（包括购房入户），并没有落实到以权利保障为主的轨道上。北京的儿童随父随母自愿政策，直到2007年才基本落实。

十年过去，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无碍于人口的流动，但是大城市的户籍壁垒依然森严甚至更加森严，甚至连购了房也只能在自己的居所里经年累月地“暂住”。但显然，中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远远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和公民的权利诉求，让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理想设计也并不成功，其两大产物――乡镇企业留下一大堆被破坏和污染的环境等待着漫长的时间来修复伤痕；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也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人的解放、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分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

其实，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它有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根源：中小城市以权力为核心的金字塔形权力和资源配置结构使权力分配资源的特征极其明显，其导致的人际关系内耗重重，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效率，而且严重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质量，形成一个典型的压抑状态下的“中国社会中层生态”。可以佐证的是数字：联合国统计表明，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00万人口以下、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我国的情况刚好相反，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最快。

因此，如果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没有实质推进，中国的户籍改革就永远“在路上”。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最关键的十里没有走完，改革就没有成功。当前，这种户籍壁垒不仅制造了年复一年危如累卵的春运潮，而且在教育领域制造了以借读费为标志的超级利益集团，也导致国内的教育资源（生源以及由此带动的大量资金）大量外流，同时还在国内人为制造了数千万之巨的身心受损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成为未来城市的直接隐患。

同时，当前的大城市户籍壁垒，直接违背我国户籍管理的最高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涉嫌违法行政。根据该条例，城市户口的居民在全国范围内的常住地登记户口无须审批，需要审批的只是“农转非”。

2008年有可能成为中国“大城市户籍改革元年”。继上海市政府把研究居住证与户口对接问题作为年内的一项重要工作之后，从7月8日开始，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武汉城区除外）正式开始了户籍改革之旅，准入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在城镇长期就业和居住，二是有自食其力能力的居民才获准入，不能躺在政府财政上吃低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论从经济效率和公民权利公平的角度，下一步，包括大城市在内的全面户籍改革，既为“改革攻坚战”，也是必然之旅程。但这一改革，事关公民的基本权利（选举权和迁徙权），事关子孙后代的命运和安定（教育权与非歧视），事关全社会的基本效率与公平，理应由中央政府甚至全国人大统筹安排，不应有任何城市和地区的“特殊性”与画地为牢各自为阵。

童大焕

7月20日，北京正式进入“奥运时间”，“单双号限行”“错峰上下班”等奥运保障措施开始实施。单双号实行首日恰逢周末，北京全市车流量比以往周末下降一半左右，全市道路一路畅通，各条环线主路上的车速都有大幅提升，部分路段甚至能保持时速七八十公里的状态。北京公交集团总经理助理姚振平介绍，根据对早高峰的数据统计，公交车正点率首次达到了95%。

另据报道，地面常规公交预计通行速度由平时的14.5公里每小时提高到19公里每小时。仅此一项，相当于在没有增加任何人力物力的情况下，路面公交速度和运能提高31%，普通居民出行时间减少31%。

而在地铁方面，目前2号线最小发车间隔由3分钟缩短至2分30秒；13号线、八通线将列车编组由每列4节改为6节，发车间隔由3分30秒缩短至3分钟；5号线发车间隔由4分钟缩短至3分钟，通过这几项措施，运能也普遍增加33%左右。

这样的一路顺风顺水，对于终年饱受交通拥堵和汽车尾气污染的北京居民来说，真有一种“天地重开”之感，以前的宇宙是鸿蒙混沌的，现在的天空是天朗气清的。“北京奥运时间”以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告诉人们：一座真正宜居的城市，并不是“多才是好”的，路上的车辆减少一半，生活的质量却不降反升，心情则爽朗了百分之二百。

在高油价和城市拥堵的不解怪圈中，毫无疑问的是，单位公交和公务员班车比现行公车制度合理，乘坐公交比独自驾车合理，小排量比SUV合理……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北京奥运时间”这样的政府大手严厉约束公车封存和汽车单双号限行，每个人都不愿意放下手中舒适的方向盘，结果只有大家“同归于尽”：“黑着两片肺叶”开着世界上最长的“车”－－堵车。这种情形，颇似一大群人围成一圈，每个人都用刀尖抵着别人的后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都是施害者。但是在这种格局下，谁最先放下屠刀，谁最先放下方向盘，谁就是最先的受害者。但只要一声令下所有人都放下屠刀，则所有人都将因得救而重获生天！

这就是软实力――制度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没有增加任何人力物力，却获得了比以往高得多的效率、低得多的污染（曾有预测说，奥运期间北京单双号限行期间将减少汽车尾气污染63%）以及高得多的生活和生命质量！

解决城市拥堵之路在哪里？就在“北京奥运时间”的启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