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裸分）何川洋少数民族身份造假骗取加分一事，正成为如火如荼的议论焦点。许多人在讨论该不该依法取消其在内地高校的录取资格问题（北大已经取消其录取资格），我更关心的是此事发生的社会心理背景。依常情常理，能够成为高考状元者，即便高考时再怎么超常发挥，其平时成绩也差不到哪里去。事实也的确如此，何川洋平时排名都在第10左右，虽然说不算特别的顶尖，但也算出类拔萃了。而且有调查表明，往往是平时考试在十名左右的，日后成功的机率往往最大。这样一个好苗子，根底在那儿，今后不一定非得上北大清华才能出成绩，但上个一类重点高校，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父母还是不放心，非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网为其加分呢？事成了，侥幸过关；事败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反而有可能害了自己的孩子。站在何川洋的角度看，也许他自己并不需要什么加分，改为少数民族身份也未必是他的本意。但站在其父母的角度上看，这一切也许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甚至还可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在其父辈长期的生存经验中，已经形成了对权力的路径依赖；生活的经验也告诉他们，离开了权力，很多事情可能一事无成；而有了权力，则保险的更加保险，不保险的也可能变得保险。因此，与其相信孩子的能力，不如相信自己手中的权力。这，实在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经验性和习惯性选择。

当然这一回，事件是败露了，何川洋因此有可能遭遇一点点小挫折，比如内地高校不能录取，但不妨碍香港高校和海外高校录取。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川洋可能成为其父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他侥幸成功了，就不成其为受害者了吗？这一点我是抱着怀疑的。先看一则报道：

6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已经超过了300万，调查显示，由于找不到合格的接班人，95%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无法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有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富人家族的孩子中，只有约10%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质，成为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人。对不少富有家族及企业来说，不是富过三代的问题，而是能否富过两代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因为在政商关系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富一代”的财富伦理、行为伦理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教育伦理，对权力的迷信、崇拜与依赖，使富一代忽略对下一代个人品德、能力的重视，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行为习惯影响下一代。久之，即使获得暂时的成功，也造成下一代能力和道德的全面褪化。经济领域如此，公共权力领域何尝不如此？在这个鱼龙混杂的“黄金”时代，一些父辈们曾经或正在以各种不道德的手段，获取成功和垄断社会的权力、经济资源，并且将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当成成功的秘笈和法宝，向下传给第二代、第三代。

的确，现实中的资源分配逻辑，在一些领域一些时候的确是照着权力分配的逻辑来进行的。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国有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但地球人都知道，在平等公平公正这个显规则的里面，实际包裹着可能更顽强地起作用的“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而是在很多时候看你“有没有人”。没有“背景”的当然也有，但是概率很低。

长此以往，造成的将是国家和民族智力和道德的全面退化——有“背景”的，无需个人努力奋斗；没有“背景”的，个人努力奋斗也作用不大，于是，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中下层人士中盛行。

童大焕

6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了《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首次自我点名、首次曝光虚假高新企业逃税、首次专项调查财政体制，报告中的三个“首次”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仔细分析三个“首次”，其实异曲同工，指向都是财税体制。比如首次自我点名的“教育部、审计署等15个部门本级年初预算有103.92亿元未细化”，指向的是公共、透明的财政体制。而虚假高新企业逃税，则不仅仅暴露了在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应该引起人们思考的是，我们是否不应该再以某种人为的阶段性发展理论指导我们的社会进步，除了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对涉及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的企业给予更高的准入门槛和更高的税收以外，是否应该给社会各行业、各产业的自然发展以更为宽松、自由、平等的税收环境？

而首次调查的财政体制，则再一次证实了分税制的后遗症。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自主调控财力较少，事权与财力不完全匹配；部分地方收支管理不够规范。虽然在分税制背景下，更高层级的政府掌握的财力越多，具备越来越强大的宏观调控实力，但专项调查暴露出的问题也表明，调控实力并不等于调控能力，在审计报告发现的“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部分地方收支管理不够规范”等三大突出问题中，第二位的突出问题就是“地区间财力不够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较大。”而数据表明，去年60%多的政府资金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说明分税制下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效率不高，徒增财政成本不算，还大大激发了各地政府“跑部钱进”，增加了腐败可能。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的分税制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统一起来。这样，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空间通过公共服务、税收和行政服务环境改善形成区域间博弈与竞争，加快促进政府改革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分税制不仅在转移支付环节增加了如前审计长李金华所说的“跑部钱进”的腐败空间，也直接恶化了税收环境和企业生长环境，以及政府的公共财政环境。审计署在税收征管问题的抽查中，发现62个县级国税局违规向169户企业提前征税或多征税款23.4亿元；抽查214户企业，国税部门违规将71户企业的130.92亿元税款延期征收，占这些企业当期应缴税款的54%。也就是说，在实际税收过程中，既存在为了完成上级税收任务而竭泽而渔的过度征收现象，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政府、税务部门与企业在征税过程中“讨价还价”，甚至不乏存在地方政府和征税部门通过应征不征、少征等形式“截留”税款充实小金库的可能，使政府收入脱离公共财政监管。这方面，除了完善和改革税收体制，税率本身也应该通过立法或修改法律等形式进行调整，降低税率，减少企业和政府讨价还价的寻租和小金库空间。单靠审计署的审计是挂一漏万的，被审计出问题时可能是“延期征收”，未被审计或审计而未被发现问题，则有可能是寻租或充实了小金库。

细化的预算支出、分税制改革和其他税制、税率改革，是我们从今年审计报告中看出的应当着力的前进方向。而在这两年的审计报告中，继刘家义审计长接任李金华之后，也有一些“退”的地方，比如，审计署近两年不在审计报告中具体披露各部委的具体问题金额，各部委因此也不再强力反驳，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度。虽然刘家义审计长提出的审计“免疫系统”的定位，着眼于从体制上预防问题，是个不错的方向，但同样，审计署发现问题公开问题，亦是它的重要职责，也是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这并不存在“把审计署当监察部”的倾向。虽然从现实情况看，最重要的不是审计署揭不揭露问题、而是监察部等、司法部等执法能不能跟得上。但公开披露问题无疑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执法和监督的舆论环境，督促相关的司法、监察部门有所作为，也督促有问题的政府部门努力改进。如果每年的审计中，各部委都暴露出问题，最后法不责众，终将影响审计本应发挥的作用，使之成为无关痛痒的一阵风。

童大焕

6月27日早晨，上海市区“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已接近完工的13层商品楼突然整体倒塌。这幢外观漂亮甚至倒下时依旧不失漂亮的楼房，倒下的姿势是那样的“酷”，连根拔起，平躺在地上，竟然整体完好，多数窗户的玻璃还没碎！有人因此调侃说：上海楼房一倒，刺激了中国玻璃的大出口。也有人说：楼房没倒，只是在做俯卧撑。但它确实是倒了，甚至这幢楼的几根小鸡腿一般的“础柱”，断得齐刷刷的，几乎连根钢筋都看不到。不仅这栋楼倒了，其他楼也受到了“牵连”，人们担心其他楼是否也是这样的基础不牢。

这个小区地块的中标价格仅为604元/平方米，是同期同地区地价的三分之一。而且当时的土地出让方式是“邀标”。同时，此类房子的造价（包括安装）一般不超过1800元/平方米（以建筑面积计算），即便是精装修也不会超过3000元/平方米。而出事前该楼盘售价达到12000元/平方米以上，如今已达到16000元/平米。即使开发商将所有房屋推倒重来，仍然大有钱赚。但是，购房户平均每平方米的损失则要远远高于开发商。据相关的楼盘详情，出事前该楼盘最低价12000元/平米，原计划9月交楼的最后楼盘售价则计划达到18000元/平米，其中巨大的差价损失，也许都要由购房者承担，这还是在顺利退房的前提下。

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隐喻：一些开发商等强势集团正不断地犯着错误，但这个错误基本上却要由老百姓买单。正因为如此，具体到一个楼盘也好，推广到整个房地产领域也好，甚至在更为深广的经济社会领域，“基础不牢”的问题并非一时一地一域的区域性、暂时性问题。

以楼市泡沫为例。经历了2007年疯狂的楼市泡沫之后，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做了短暂的回调之后，最近又在信贷政策的刺激下脱离实体经济回升的步伐一路高歌，不少地区的房价直追历史最高位。它离老百姓的真实需求越来越远，投身其中的，多是投资客。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指出，今年第一季从银行信贷转到投资领域的资金约有2.4万亿元，其中部分流入了股市和楼市，他表示，目前还无法判断股市和房市是否已到累积泡沫的程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则给出了具体数字，表示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股市，3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这些资金加上民间涌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资金，远远大于市场所需要的资金量，保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迅速上升。而最后买或连单也买不着的，就是真正需要住房的普通百姓。这算不算楼市的“基础不牢”？

过去若干年，我们的市场经济之路将毛细血管市场化了，动脉却越来越行政垄断化。通过土地财政和行政垄断，垄断利益集团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我国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但是另一方面，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根据2008年的数据，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比2005年的55%又高出五个百分点）。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10倍。而据6月25日《时代周报》报道：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如果加上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垄断企业在海外的巨额分红，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可能更高：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平均每年250亿美元。而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到1998年10月底， 20年不过实际利用外资2577亿美元，平均每年120多亿美元！

这是不是又一个层面的“基础不牢”？被称为全球经济学界“男一号”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十多年前就对“东亚奇迹”不屑一顾，认为亚洲的成功不过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海市蜃楼。未来中国，要重新寻回过去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奇迹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除非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政治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的破除垄断、还权于民的改革，否则，不仅中国经济的神话不再，就是能不停滞已属万幸。

童大焕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少数民族身份造假骗取加分一事，成为最近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部门通过调查确认了何川洋造假的事实后，已取消了加分资格，并免去了其父何业大巫山县招生办主任的职务，对其母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卢玲琼予以停职反省。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川洋该不该被正常录取？据说，腾讯网的专题调查表明：支持何川洋正常录取的网友约占60%。资深教育评论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教授也撰文认为，应该放过作为从犯的高考状元，“放过学生，严惩主事的家长，这是对事实负责，也是对教育负责。笔者希望，有关规则能为此进行修正和完善。”

和罗彩霞事件中冒名上大学的王佳俊一样，我其实对何川洋抱着同情的态度，不论是冒名上大学事件中的王佳俊，还是少数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中的何川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父母包办下的受害者，他们甚至连“从犯”也谈不上，因为他们在具体案件中其实什么也没做，只是逆来顺受的被动接受者。侥幸过关了，他们是被动受益者；丑闻曝光了，他们则是被动受害者。一切与他们个人的行为无关。

但是否因此可以放他们一马而只处罚他们的父母和其他相关责任人呢？答案是否定的。今年5月初，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对违规变更民族成份的考生，一经查实，要进行严肃处理。包括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要取消学籍。对在有关问题上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玩忽职守，违规将考生汉族成份变更为少数民族成份的相关工作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这里，既包括了对潜在受益者考生本人的处罚，也包括对具体违规操作的工作人员的处罚，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同时，对于考生的处罚本身，不论是取消考试资格，还是取消录取资格，抑或是取消学籍，都不以考生裸分是否上线、是否是高考状元等为依据；甚至不以其是否获得加分成功为依据。

据此，笔者认为，重庆市教委在何川洋问题上打擦边球的做法并不妥当。因为记者从重庆市教委等相关部门处得到证实，按重庆市2009年高考招生少数民族加分问题调查情况的通知，由于何川洋造假一事在考生加分资格公示期间已被查处，其行为尚未构成加分事实，因此取消其享受少数民族高考考生加分资格，并不意味其录取资格被取消。这意味着，何川洋能够正常被内地大学录取。

显然，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对法律和政策的自我变通，既不严肃也不合法。何川洋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法律法规不能因他是高考状元而网开一面，否则，如果法与情、法与理存在冲突的时候，都可以将法撇在一边，那么，所谓的法治将荡然无存，一切，都只能让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或曰权力法则。

在人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何母卢玲琼接受采访时称，香港大学近日打来了电话，邀请何川洋前往该校读书，称将不受内地录取之限制。港大方面则表示要查询后才能给予媒体答复。相信何川洋的大学录取机会依然前景光明，不论是在香港还是美国等外国名校，都有这个可能。不是因为他们不忌讳学生造假，而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内地遍布少数民族加分、高考移民等限制。2005年因“高考移民”身份而被取消内地大学录取资格的海南“高考状元”李洋，就曾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且获得44万港元奖学金。

但即便如此，香港高校和国外名校的不拘一格，也并非内地高校网开一面的理由。在修改相应的制度之前，还是把何川洋让给香港或海外高校吧。这也许是为了公正、尤其是为了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童大焕

在“红色第三代”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无疑是最透明的一个，他的透明，首先是缘于他的优秀，很阳光、勤奋、独立，头脑敏锐，成绩优异，在人才辈出的英伦名校以及在人才济济的英国华人社会脱颖而出，荣膺“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称号。

当然，出名了，为名所累的事也有，不久前有网站贴出了他和两个时髦女郎的合影，照片里的薄瓜瓜涂着口红，脸上也打着红粉。后来才澄清，这张照片原来是化妆舞会后的留念。最近，炙手可热的薄瓜瓜又出新闻，6月27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表示自己以后不想当官，不想经商，想从事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事业。（6月28日《新京报》）

这个表态，令人有些诧异。诚如潘多拉所言：不在仕途或商场上大展拳脚，无异于放弃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实在是太可惜了。而据6月25日《时代周报》报道：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如果加上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垄断企业在海外的巨额分红，我国的亿万富豪肯定要更多，财富集中度也可能更高：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平均每年250亿美元。而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到1998年10月底， 20年不过实际利用外资2577亿美元，平均每年120多亿美元！

无疑，在中国，依靠权力背景当官或者从商，是最便捷的事。当官且不论，就像最近热得发烫的周森锋29岁、工作不到五年就正职市长，不正是“给你权力和位置你就有能力”的体现？至于经商，更简单，那么多的垄断企业，还有土地垄断及无处不在的经济管制，随便都有坐地发财的良机。

虽然说文化与教育事业未必不能发财，也未必不能借助权力资源，但相比较而言，透明中的薄瓜瓜做出这个表态，今后也许也要在透明中做他想做的事业，无疑比别人更多了一些顾忌，从而需要自身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而，也有可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尊重。是在权力阴影中闷声不响地发大财，还是在透明阳光下轻松快乐地获得尊重？这是一个貌似轻松实则艰难的选择。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的高干子弟都像薄瓜瓜一样阳光透明了，高级干部的妻子儿女从事什么职业、有多少财产等等都公开透明了，他们为社会做的贡献是否可以更多一些（至少不至于成为改革进步阻力），他们获得的社会尊重是否也会更多一些？

童大焕

周森锋从清华毕业生到29岁当湖北宜城市长（县级市），喷气直升机式的升迁速度引起舆论关注和质疑。有人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没有了佳话的时代。社会的复杂，人心的不古，道德的滑坡，人际的猜疑，普遍弥漫的不信任，将一切在古典时代可以成为佳话和美谈的东西击得粉碎，粗暴地拉下道德神坛，接受最苛求的质疑和最世俗化的审视。

倒是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周森锋本人显得泰然自若，他说：网友有质疑的权利，而且他们都是有理性的人，不需要我再澄清什么。（《新京报》6月25日）

我相信多数采取质疑态度的人，未必对周森锋本人的人品道德能力有怀疑，更不是与他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对一种普遍的组织程序的审慎审视。诚如襄樊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评价，“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副处级，但周森锋一开始从政，就担任这种级别的职务，这样的高起点，是他后来能担任市长的重要基础。”“他们之后的硕士生很快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你不得不说从政是需要运气的。”

而如果你看了周森锋一路升迁的简历，更为惊讶，他并不是每一次升迁都是因为成绩突出的结果，很多时候，甚至新单位屁股还没坐热，更来不及干些什么新的升迁令又下来了！2001.09—2004.07，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就读硕士研究生；2004.07—2007.11，襄樊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襄樊引进硕士博士）；2007.11—2008.08 ，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这个过程可视为平调。2008.08—2008.09，宜城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08.09—2009.05，宜城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2009.05—2009.06，宜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书记；2009.06—2009.06 ，宜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2009.06—   ，宜城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最是从副市长不到半年，就升为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紧接着在同一月之内，又升为代市长；又在同一月之内升为市长。这个速度，亦可称为人类太空时代的火箭速度吧？

而至于周森锋能力方面的“不简单”，据6月25日同期《新京报》的报道，似乎也不过是诸如“每天到工地监督施工进展”、“每天和工程部同事一起到小吃店吃饭，遇到不懂的就马上询问”、“一次遇到洪涝，立马扛起沙包”、“加班加点”、“工作狂”之类，还有是他主建的建委网站被市里评为第三名、带领同事制订了建委的“十一五规划”、为建委赢得先进单位称号之类。“在建委的三年中，周拿得出手的成绩满满当当；在规划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也抽时间写出了一份质量不错的调研报告，《关于协调处理局委关系的建议》；但在宜城市委的一年中，周的下属列举不出一项‘政绩’来。”

周森锋的个人经历，更多的是“给你权力和位置你就有能力”的体现，而未必是“因为有能力从而有权力和位置”的体现，甚至可能只是个“说你行你就行”的典型案例。更何况对他的任命有违反《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之嫌，因为其工龄还不满5年并且缺乏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在我看来，周森锋工作不到五年、29岁当市长，如果不是背后有什么猫腻，其本质也更接近于古代五百两黄金买马骨的故事，也就是现代版的黄金买马骨。

“重金买马骨”，意在向世人宣告求贤若渴的诚意，但如今它却越来越难以复制。事实上，襄樊市委也于2007年将挂职副处级干部的资格由硕士生改成了博士生。

这个社会不是不再相信佳话也不是再也没有佳话，而是所有的佳话都应该经得起质疑，并且能够复制。38岁的三轮车夫蔡伟直升复旦博士、大专文凭的谢泳直接当厦门大学教授，都是不久前才发生而且传诵至今的佳话。

童大焕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显示，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达到58.2%。有声音据此表示，房价过高原因在地价高昂。要降房价，先要降地价。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土部副部长鹿心社介绍了该部一项相关的专题调查。国土部调查了62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选取了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的类型。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地价占房价15%-30%，平均为23.2%。鹿心社称中国的地价房价比，低于欧美及亚洲近邻。他还表示，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房价的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发布会后，鹿心社透露，上述15%－30%的比例，并不是说地价房价比最高为30%。据调查，最高的达到40%，“但北京并不是最高的”。具体的调查结果，国土部将会公布。

估计这个结论马上又会引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番争议。事实上，房价和地价的关系有三种计算方法，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第一种计算方法，是当前平均房价和平均地价的关系。比如北京土地部门此前发布的一份监测数据显示，去年第一季度，北京居住用地价平均为5707元/平米。而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四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15581元/平米。如果扣除政策性住房因素，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16892元/平米。据此，北京的地价与房价比，估算值在35%左右。

第二种计算方法，是具体项目的直接地价和房价的关系，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地价占房价比例最低。由于土地从购买到开发销售有2-3年的间隔，在此期间房价会随市场变化和区域地价的上扬而不断调整。这时在房地产销售过程中，开发商就有一笔利润来自城市土地溢价。土地溢价由城市化和区域不断成熟而驱动。

第三种计算方法，是当前区域房价和当前区域“地王”的价格关系。这种情况下，地价占房价比例最高。各地市场上屡屡出现地价高于房价的现象，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面粉贵过面包。

第三种计算方法最不“科学”，但往往最能反映出地价影响房价的关系，往往是某地一个高价“地王”一出来，马上带动了周边房价的飙升。比如前不久北京广渠路10号地以广渠路10号地为例，该地块 7万平方米左右的体量拍出10.22亿元高价，合楼面价达15000元/平方米以上，这个土地价格甚至高过了周边部分项目不久前刚刚打出的开盘价，区域价格立刻被明显拉升，反应最快最迅速的正是周边二手房市场，“最近不少挂出房源的业主纷纷给我们打电话，要求暂停出售，或者直接提价15%以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边土地价格不断攀高，很可能拉动区域房价，二手房业主都愿意再等等，期待更大价格上升空间。”西大望路某知名中介门店销售员小王接受采访时表示。采访中了解到，受广渠路10号、15号地影响，广渠路和大望路周边二手房坐地起价，乐成国际、珠江帝景、石韵豪庭、富力城等重点项目二手房价格普遍上涨，中介报价纷纷上调1500-2000元/平方米不等，年初这些区域二手房价格普遍在15000-18000元/平方米之间徘徊，目前出售价格基本都在17000-20000元/平方米左右，甚至更高。富力城有的业主更是报出了3万元每平米的天价。而这个价格，应该是广渠路10号地未来的赢利价格。

也就是说，在天价地王的刺激下，房价是被提前透支的。这就是“地价推高房价”的内在机理及根源。因此，哪怕我们根据“最符合实际”的第二种计算方法，得出并非地价推高房价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当然，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没有土地增值溢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应该有能力去控制“天价地王”的产生，使房价上涨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而不是过度透支未来。

童大焕

据《新京报》报道，杭州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多余的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同时，向公务员发放车补，车补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

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三公”消费，公车居首，几年前有一个数据是，全国公车存量350万辆，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超过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开支的总和，且公车数量以每年20％的速度剧增。在有些地方的公车使用中，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对此，舆论呼吁改革已有多年，每每进退失据，杭州市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车改在全国尚属首例。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补贴式的改革是一种赎买，原本不合理的消费就应该完全彻底地取消。

有人算了一笔账：局级干部每月补贴2600元。假定这笔费用全部用于坐出租车，按目前杭州的出租车价格，粗略估算最少可以乘坐840公里。按照每月20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天差不多是42公里。就算一位领导干部十分勤政，每天都要外出公干，一个月的打车费恐怕也花不了2000多块吧。就此而言，这个方案很难称得上是最优方案。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合法化的做法。

但我们更要看到，改革也好，民主也好，从来就是一种互相的妥协和让步过程，那种十全十美的理想设计往往是不存在的。无论改革后的车补有多么的不合理，也比不改革前的花费要小得多。就以最高补贴2600元为例，一年也就3万余元。一辆公车，20万配置，光保险费油费也该到3万了吧？每年损耗10%，又是2万，如果配备一个司机，那就没底了，少则两三万多则五六七八万。这样算，公车改革后省下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是完全可期的。如果杭州的办法能够在全国实行，那么，中国庞大的公务开支肯定会降下一大截。很多官员的家庭收入也会增加不少，对内需结构的调整和合理消费无疑大有裨益。

因此，我们的改革目标不能总是追求一步到位，而应该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步一个脚印，今日进一寸，明日进一寸，积跬步以致千里也！

也有人担心，在现有体制下，这样一种补贴式车改会不会导致另一种情况发生，即公务员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官员和实权部门的公务员一边拿着国家财政发放的车补，一边以私人名义向下属单位或所辖企业长期“借车”使用，甚至连修理费油钱保险费等等都交由企业报销？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错不在车改本身，而在政府管制的权力太大。没有“借车”使用，这种权力寻租也会以别的方式方法进行。

车改，哪怕是合理限度内的赎买式车改，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消除公务员队伍互相攀比的奢侈浪费之风，使汽车不再成为行政级别和地位的象征。而当用公款消费的汽车成为官员地位、身份、荣耀的象征时，它的竞相奢华和快速更新也就不可遏止，公款用车的潮流就像黄河决堤一样成神州之大祸。想想，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普京的私人汽车，不过是两辆分别产于1960年和1965年的伏尔加国产车而已。

童大焕

2009年，全国10%的县（市、区）将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一个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制度，其基础养老金部分由财政出资，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分担一部分；凡达到规定年龄，即可领取养老金。

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说，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依赖土地和子女养老的模式即将发生改变。对于中国农民而言，这一政策的意义，堪与2006年正式取消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相提并论。

但是如果你看到基础养老金的数目，便会知道以上评价未免陈义过高。据悉，当前设计的方案是，试点地区的基础养老金从55元起步，地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但不能减少。北京已经达到了280元。中央财政根据地区不同给予补贴，初定西部地区补贴80%，中部60%，东部20%。55元的起步标准，不够农村老人每天半包烟钱或者每天半瓶普通啤酒钱，也不够一天一斤大米。而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一畦不到两平米的土地用来播种菜苗，可以给她带来平均每月上百元收入。这是在远离县城、省城的普通乡镇所在地。

当然，农村基础养老金，有总比没有好。但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难逃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的嫌疑，在实施过程中却有可能浪费巨大的行政成本。

不论是农村基础养老也好、合作医疗也好，都是对现行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公民权利日益不平等的局部修补，但这样虽有广覆盖然而低标准的修修补补，无法遏制越来越大的城乡鸿沟势头。这里牵涉到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即土地和房屋溢价得不到保护，所以不论是新农合还是农村基础养老，都是取之者多予之者少。也就是说，由于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的房屋及宅基地无法真正实现与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同权同价”，导致溢价部分绝大多数被政府和开发商拿走，这就是“取之者多”；而所谓新农合、基础养老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质内容甚少，更不足以弥补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直接、间接损失之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边高调地施舍一点，那边再低调地多拿十分。如是，城乡差距岂有不由小河变鸿沟、鸿沟变天堑之理？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不能自由地向农村居民购买土地、房屋，文明不能回流，导致农村经济、文化、道德资源日渐全面“失血”。这个问题与农民完整的土地、房屋财产权利缺失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中国农村的失德失序失血，中国城乡差距的鸿沟天堑，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根本原因，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俗称城乡二元实际上是剥夺农民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以及农民自由迁徙权利的丧失、城乡自由流动的中止所导致。其实农民医疗、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缺乏储蓄，没有资产。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节俭的，几乎没有一个农民不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在田间地头耗尽他们最后一丝力气、最后一滴血，但是他们勤劳却不富有。这是因为他们勤劳换来的土地、房屋不能真正成为可变现可抵押可自由交易的资产。于是乎，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则永远是一个空中楼阁。养老、医疗当然就成了问题。

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障公民平权，但这不是浮于面上“滴水之恩”似的金钱给予（体现为基础医疗和基础养老保障），而是在更为根本的权利平等上还半个多世纪以来欠农民的账。保障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把完整的土地、宅基地、房屋权利还给农民，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所谓集体财产的概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符合权利要求和经济规律的概念。而城市居民自由自主地“告老还乡”的权利，是中国传统文明得以延续、中国乡村不至于成为文明的蛮荒之地的制度保证，不应该在我们手里葬送；曾经中断的，应该重新接续上。

如是，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城乡之间严丝密合的文明接续，比毛毛雨似的社会保障对中国农村、对中华文明的滋润好过不知多少倍。

童大焕

由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杂志社联合进行的首届城市软实力排名正式推出，北京、上海、成都、杭州、苏州、西安、长沙、青岛、昆明、天津居总排名前十，西安以文化号召力独树一帜。在文化号召力分项评选中，北京优势比较明显，既体现出其长期以来京派文化影响力的优势，以体现出其历史文化古都的特点，西安同样居所有城市的第六位、直辖市以外城市的第四位。

窃以为，北京上海的文化软实力，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们都是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成为国内重要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如果从历史文化的广度深度和厚度看，西安其实不亚于北京，更不亚于上海，其13朝古都的历史积淀，足可以把其他非直辖市甩到身后。相比于北京上海的超级国际化大都市特点，西安当前最大的劣势是人口太少，还没有真正成为区域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但是它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已经充分呈现出国际化大都市的胸襟。

这个迹象，表现为对内对外两个大方面。对外，无论是其规划面积百余平方公里的高科技产业园，还是产霸第三代城市的建设，等等，已经初步展示出一个未来国际化大都市的气魄；对内，则是各种气势恢宏的文化产业和城市园林、古代皇家园林的保护与建设，都呈现出对所有市民免费开放的特点，使内部文化与园林建设与市民生活融为一体，这样一个“透明城市”的建设，使城市的文化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市民对该城市强烈的归属感水涨船高，城市对外部民众的深度吸引和令人神往的程度也显著上升。

而文化号召力，不仅仅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积淀和丰厚，不仅仅要激荡起市民的文化自豪感；更要体现为一个城市包容、吸纳多元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能够促进该城市多元文化的构成；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备与完善，能够提供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足够空间；也体现为一个城市文化产业（产品）的数量与品质，能够显现初步完善的文化产业体系。这方面，13朝古都的历史积淀无疑为西安积累了无数宝贵的资源。如何将这些不动的资源变成活的文化的源泉，除了最大限度地向当地市民免费开放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思想、艺术与文化的传承、再造、创新，将文化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从而使自己成为新的思想、文化、艺术的制造和传播中心，牢牢掌握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文化发布权。西安有一百多所高校，其中不乏著名高校，但它显然还没有成为思想文化的一个重镇、一座高峰，像北京、上海、广州一样。成为一个大区域乃至全国的传媒中心之一。西安不能守着无数的宝贝只在门里自我欣赏。

西安的生活成本也比内地沿海城市低，尤其是居住成本，宜居程度却很高。而国内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却很低，能否率先一步，在全国率先规模引进国际教育机构在西安办学。这样西安可以迅速成为思想文化和教育中心。当然，这需要向中央要政策。

文化号召力的另一个因素甚至是更为根本的因素，是城市的开放与包容程度。大城市就像大海，包容万物海纳百川而成其为大。中国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及广大乡村，基本上是一个内耗型的半封闭的社会，越到基层，社会资源的单极化控制和权力垄断特征就越明显，各种拉帮结派的窝里斗内耗也越磨损人们的聪明才智，减损社会福利。因此，越大的城市往往越因其“质量”的增加、内耗的减少而吸引力愈加增强。然而，今天的许多城市管理者，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管理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聚集本身就会成为城市竞争优势这个基本规律，千方百计地为外来人口设置准入门槛。在这种情况下，西安只要观念先行一步，可以在人口竞争上后来居上，迅速跻身全国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行列。千万不要把人口当包袱，人的集中会带来资源的迅速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也不要人为地给人口划分“等级”标准，只有“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才会有最高限度的社会生态平衡。